文革初陶铸见造反派命十几个副部级蹲中南海墙根落泪

星星

文革初陶铸见造反派命十几个副部级蹲中南海墙根落泪

2014年07月23日 08:37
来源：人民网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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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有一天，陶铸晚上回来，阴郁地对曾志说：“我刚坐车回家，看到造反派抓了十几个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同志，就蹲在中南海墙根下，这么晚了，又这么冷。”说到这里，陶铸的眼圈红了。

陶铸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佚名，原题为：《1966年底、1967年初的白热化斗争》，本文为节选

1966年11月份，毛泽东下达指示：要谭震林和陶铸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察。陶铸分工负责宣传文教、组织口，又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日常事务，一摊子工作那样多，那样忙，怎么下去？在北京养病的曾志预感到：这是一种不祥的迹象。

11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召开文艺界大会，江青趾高气扬地发表讲话，按照惯例，每次讲话都要先念一串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名字。这次她拔高嗓门念道：“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唯独不提党和国家的四把手陶铸。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让“左”得发疯的造反派去“心领神会”。

陶铸把这一切迹象、信号都置之度外，每天从早到晚，处理来自全国的紧急事务。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大多与他熟悉，都绕过中央文革，纷纷来电话直接找他反映情况。每隔几天，他都要和周恩来去向毛泽东汇报。

在大动乱中，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的党政负责同志都受到批斗、游街、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受尽了折磨和凌辱。对这些被揪来北京的地方负责同志，陶铸能做到的第一步，就是向造反派交涉，设法安排到招待所去“保”起来。周扬患癌症，在天津住院开刀，病未好，就勒令他回北京接受“批判”。陶铸闻讯后，就亲自打电话给有关负责人，说周扬回中宣部不安全，希望中央办公厅能找个地方给周扬住。那人在电话中用质问的口气说：“怎么？你想把周扬保护起来？”陶铸解释说：“周扬患癌症开刀不久，回来接受群众批判，身体还是应该照顾的嘛！”有一天，陶铸晚上回来，阴郁地对曾志说：“我刚坐车回家，看到造反派抓了十几个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同志，就蹲在中南海墙根下，这么晚了，又这么冷。”说到这里，陶铸的眼圈红了。

陶铸同江青一伙的斗争越来越白热化，几乎在每一次中央文革会议上，都发生直接冲突。陶铸每次接到中央文革开会通知都十分勉强，不愿意去。每次从中央文革开会回来，总是浓眉紧锁，心事重重，陶铸和江青一伙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终于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召开的一次联席会上，冲突升级了。

王任重原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有能力，有才华，很得毛泽东赏识，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时，就被调来担任副组长兼北京市文革顾问。因为当时形势急剧恶性发展，他自感很难再在中央文革工作下去了。王任重原本患有肝炎、肝硬化，来京后，工作劳累，心情不舒畅，天天发低烧，到了10月间，就不得不去广州养病了。正在这个时候，武汉的造反派发现王任重写的一首诗，诗中称毛主席为战友、兄长，这一来惹下滔天大祸，造反派指责他胆大包天，在武汉竟因此而闹得乌烟瘴气。中央文革一伙人借机煽动，围攻王任重，为了给王任重解脱困境，陶铸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回到中南局去工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政治局的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将全部人马都拉来了，有如箭在弦上，气氛紧张。会议开始，文革小组只向王任重提了一会儿意见，突然矛头一转，就对准陶铸猛烈开火。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这样周密的安排，参加会议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一看，都明白是事前早就布置好的政治预谋。中央文革的这伙人，个个都板起面孔，发言充满杀气，批判陶铸的内容，主要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就在这个会上，他们第一次给陶铸扣上两顶大帽子：“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

政治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只是听着，没有什么人发言。等中央文革这伙人对陶铸炮轰完了，李先念讲了两句：“老陶的问题，我看是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接着，李富春说了几句：“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李富春还意味深长地批评陶铸说：“你写给主席的那份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吗？”

陶铸一下子冲动起来，再也压不住心头之火，他借着李富春的这句话，就借题发挥出胸中积压多时的闷气！“这个样子，人家在那里怎么还能工作下去呢？身体又那么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一把么，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

这就是陶铸的本色。

陶铸简介：

陶铸1908年1月16日出生于湖南祁阳县石洞源榔树村。早年当过店员。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在叶挺部任连长。后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春回湖南，任中共祁阳县委军事委员。

1929年秋起，陶铸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曾组织指挥厦门劫狱斗争，建立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人民武装力量。1933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同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判无期徒刑，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长期斗争。

1937年KANG倭寇战争爆发后，陶铸经组织营救出狱，被派往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8年冬赴鄂中地区，组织KANG倭寇武装，参与开辟鄂中游击区。后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代理政委。1940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1945年随八路军南下支队南进，途中奉命转赴东北地区。先后任中共辽宁、辽吉、辽北省委书记兼辽西、辽北军区政委组建地方部队，领导土地改革，参加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1947年8月兼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政委。辽沈战役后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

平津战役中，陶铸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代表身份进入北平，与傅作义谈判。北平和平解放后，负责整编傅作义部。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务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秋调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领导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斗争。

1965年1月陶涛调任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政治局常务委员。1967年1月7日遭江青等人诬陷，陶铸被突然打倒，受到残酷迫害。 1951年后陶涛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华南军区第二政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任广东省省长兼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56年9月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7年起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1960年起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

1969年10月，陶铸病情开始恶化，到11月15日获准施行手术，结果发现，癌细胞已广泛扩散，腹腔内血管焦脆，根本无法进行手术。 1969年11月30日，被指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叛徒” 、“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三号人物”的陶铸在合肥病逝。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