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谈谈10连跳

就在大家还在为富士康8跳、9跳议论纷纷时时，第10跳又华丽上演了！~（难道富士康集团中邪了）

第十跳事件回放： 经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证实，21日清晨富士康一名员工坠楼身亡，这是今年以来富士康科技集团第十个坠楼的员工，这些坠楼者8死2伤。

据深圳市民21日上午提供的信息，5月21日清晨，富士康一名21岁的男性员工坠楼，于4∶50死亡。

      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新闻联络员黄建伟告诉记者，宝安分局已经收到21日清晨富士康一名员工坠楼身亡这一信息。

下面为富士康9连跳事件回放

富士康五个月“九连跳”

●5月14日，龙华厂区男工梁某从宿舍楼7楼坠地身亡，21岁。

●5月11日，龙华厂区女工祝晨明从9楼出租屋跳楼身亡，24岁。

●5月6日，龙华厂区男工卢新从阳台纵身跳下身亡，24岁。

●4月7日，观澜樟阁村，富士康男员工身亡，22岁。

●4月7日，观澜厂区外宿舍，宁姓女员工坠楼身亡，18岁。

●4月6日，观澜C8栋宿舍女工饶淑琴坠楼，仍在医院治疗，18岁。

●3月29日，龙华厂区，一男性员工从宿舍楼上坠下，当场死亡，23岁。

●3月17日，富士康龙华园区，新进女员工田玉从3楼宿舍跳下，跌落在一楼受伤。

●1月23日，富士康19岁员工马向前死亡。警方调查，马向前系“生前高坠死亡”。十连跳触目惊心 网友惊呼富士康成跳楼公司     

　　人们尚未从九连跳的惊恐与疑虑中回过神来，第十跳猝然而至。连续的悲剧已让网友惊呼“富士康成了跳楼公司”。持允而论，不能把所有的罪愆归结到富士康身上，但同时应该看到，富士康在频发的跳楼事件中，难脱干系。

在富士康，起码存在三重断裂。

      其一，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断裂。在富士康，企业和员工的关系很简单明了，企业过度追求利润，基层员工劳动强度极大，被训练成了一台台机器。员工加班很正常，国家法律规定每月上限36小时的加班，成了一纸空文。与此对应的是苛严的处罚制度——在生产车间，员工不准喧哗、闲谈，若被发现即被处罚。管理缺乏人文关怀和情感慰藉，“视员工为第一宝贵财富”成了美丽而飘渺的肥皂泡。

　　其二，员工与员工之间的断裂。员工之间的关系比较淡漠，平时大家基本上没有交流，“住在一起就跟陌生人一样”。比如，某员工感觉不舒服，在宿舍床上躺了三天，无人过问。员工既感受不到企业的温情，也体味不到同事的关爱，只能选择孤寂与落寞，正如有论者所称，缺乏“群体价值文化”支撑的工人，只能处在冷漠和离散的“原子”状态，成为空心人。这种状态容易滋生悲剧，而这与富士康冷漠的企业文化大有关系。

　　其三，工会与企业、员工之间的断裂。《劳动监察条例》第七条明确规定，各级工会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进行监督。《工会法》第六条则规定，工会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工会必须密切联系职工，听取和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关心职工的生活，帮助职工解决困难，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但在富士康，工会显然未能发挥应有的效用。富士康集团工会副主席在接受采访时称：“我们查过这几起坠楼事件，之前这些员工是没有任何的投诉，或者是求助这样的信息。”实际上，工会应该发挥主动性，主动维护工人利益，主动探询工人烦恼，而不是等着工人找上门来。

　　更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工人的娘家人，工会不少时候是缺位的，有时不仅不为工人说话反而屁股坐在资方这一边，原因很简单，工会缺乏独立性，工会负责人往往由企业领导任命，因此必须听命于企业领导、维护企业利益，如此一来工人的权利就会更加贫乏。

　　有学者称，“不妨请政府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和企业组成一个调研组到富士康来进行一个课题调研，深入研究员工‘跳楼’事件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原因”。面对触目惊心的九连跳，是该深入调查，深挖根源，整饬乱象，重塑体制了，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思维要不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也要不得。如果不激活既有体制，不建构制度性的防范体系，就无法真正革除隐患、去除危机 。

9学者为富士康九连跳发联名信：发展不能丢尊严

     “富士康‘九连跳’绝不是简单的心理问题、经济压力问题，而是深层次的社会问题。”18日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这天凌晨，卢晖临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9名社会学者紧急发出了联名信，呼吁各方携手，尽快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杜绝富士康悲剧重演。

　　已具备转变发展模式条件

　　“我们都是长期研究农民工问题的，富士康‘八连跳’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做些调查，去深圳、去富士康调研。”卢晖临告诉记者，但“九连跳”之后，他们觉得必须立刻发出声音，呼吁各界看清“九连跳”背后的深刻根源。

　　卢晖临说，学者们仅用了两天的时间，通过邮件相互沟通、完善，最终完成了联名信。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每个人都做了认真的修改。”

　　“以往都是在做学术性的研究，而借助富士康‘九连跳’这件事，有助于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通过媒体传达给公众。”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任焰说。

　　联名信中指出，在过去30年里，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略。

　　“我们从富士康发生的悲剧，听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以生命发出的呐喊，警示全社会共同反思这种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联名信中写道。

　　联名信认为，今天的中国资本充足、国力强盛，已经具备了转变发展模式的条件和能力。依靠国家、企业与劳动者共同的努力，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一定能够有效防止类似的 悲剧重演。

　　地方政府需提供政策保障

　　联名信中呼吁所有企业在提高农民工待遇和权利方面做出切实努力。

　　“富士康的今天，离不开广大农民工的心血汗水。”联名信认为，作为一个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关爱员工的行业领袖，富士康理应还给劳动者一份有尊严的工资，为劳动者过上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创造基础的物质条件，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

　　卢晖临说，“九连跳”一个共性的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遇到了十分迷茫的前途问题，“前面看不到目标，脚下的路又不知怎么走”。他分析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不一样，已经无法接受再回到农村的“制度设计”。而农民工在城市中安家生活，遇到了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联名信呼吁地方政府为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需求提供政策保障，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分享他们亲手创造的经济发展的成果。学者们同时建议，作为改革的受惠者，深圳市在改善农民工的生存处境方面，拿出解决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各个方面的具体方案，继上世纪80年代作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之后，再次争当新世纪社会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垂范者。

　　最后，学者们对新生代农民工也提出了希望，希望他们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用积极的方式来回应劳动者今天的困境，争取基本的劳动权益，保护自身和家庭的生存权利。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一起参与到推动社会进步的宏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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