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阳名人:李祖荫,创办湖南大学法律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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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19 20:46:47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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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祖荫 - 生卒  (1899-1963)法学家。字麋寿,祁阳文明铺人。

李祖荫 - 经历1927年从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即入倭寇明治大学专攻法学。1930年回国后任燕京大学讲师,同时兼任北京大学讲师。1937年,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北平沦陷后受聘为湖南大学法律系教授。1943年,任湖南大学训导长,不久,担任该校法学院院长。1949年初,出任湖南省教育厅长,任内对保护长沙的教育事业、促进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建国后,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兼任民事法规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北大教授。主要著作有《比较民法总则纲要》、《比较民法总则编》、《中华民法总则评论》、《民法概要》、《法学方法论》等。
李祖荫是祁阳人,出生世家,其祖父李蕊为清同治十三年(1874)的翰林,父亲李承阳为清末秀才。1927年,26岁的李祖荫也留学倭寇,读的是法律。未及毕业,即应北京燕京大学之聘于1930年回国。1937年,李祖荫回到长沙,几经辗转受聘为湖南大学教授。1944年,他在湖南大学遇见了另一位留学英国的厅长——李毓尧。而他也在四年之后当了湖南省教育厅长,任期不到5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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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19 20:52:47 | 显示全部楼层
李龙教授,1937年1月生,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我国著名法学家。1958年毕业于武大法律系,先后任湖北师范学院政教系主任、武大法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等职。主攻法理学,同时潜心研究宪法基础理论,尤其是对法治、人权、法的一般原理、法学范畴等基本理论的研究有独到之处,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   

     武汉大学法学院有三位资深教授——韩德培、马克昌、李龙。如今,已有两位老先生仙逝,75岁的李龙教授忆之黯然:“我们是三代人。我是两位先生的学生,在监狱里还给他们写过信,治学道路上也受过他们的扶持。”     李龙教授的一生跌宕起伏。回顾曾经的磨难,他已看得风轻云淡,笑言自己的人生“三部曲”是读书、坐牢、做学问。     李龙出生在湖南祁阳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李景荫生前是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不过,身为著名法学家的伯父李祖荫对李龙的影响更大。     1954年9月,李龙考入武汉大学法律系。他对社会科学特别是对法学有着浓厚兴趣,始终认为法学是治国之学、强国之学。当时,系主任是从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韩德培教授,也是自己所在班的法律课主讲老师。     大学二年级下学期,李龙就在光明日报、湖北日报、《法学》等报刊发表文章。那一年,他还参加了全国先进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并获授“青年法学家”称号。     1958年毕业时,满怀憧憬的李龙却因两篇论文被划为“右派”,下放到蕲春县的一个农场改造。次年,他又因给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写信被判刑。直到1979年平反,他整整坐了20年牢。     回到阔别已久的母校,43岁的李龙发现自己已成为武大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毕业生等待分配工作。他被分到黄石,在湖北师范学院政教系当老师。“对我来说,这20年的监狱生活也不是那么糟糕!”从寒窗到铁窗的坎坷经历,没有让李龙对人生失去信心。他反而认为,没有这种经历,就没有他后来的成就。人的一生要敢于与困难作斗争,要善于在逆境中奋起。同时,文革期间的法治不完善,让他反思只有好好研究法学,完善法治建设,才能振兴国家。     李龙加倍投入到研究中,时常工作到深夜。他开始在法学界引起瞩目。1988年,在马克昌教授的努力下,他调到武大任教。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李龙教授率先提出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树立了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并坚持将该观点载入全国高校法学专业统编教材之中。     随着民主法治建设的纵深推进,李龙教授将人本法律观的视角聚集于法的人权精神。他担任执行总主编的170万字《人权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人权法研究史上独树一帜,成为标志性著作之一。     当历史的步伐进入到21世纪时,李龙教授在反复梳理、全面提升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起人本法律观的完整体系。2006年,他的专著《人本法律观研究》出版。去年,《以人为本与法理学的创新》问世。他的观点在全国法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获得过不少荣誉和奖项,但最让李龙教授高兴的还是三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看到一批批优秀学生成长起来,令他十分欣慰。他共培养了97名博士,其中有好几人成为大学校长,45人是教授,35人是副教授。现在,他还带着十几名博士生。     李龙教授在研究中始终坚持立足国情,着眼解决中国重大现实问题。虽然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他眼下仍在研究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年初以来已写了十五六万字。“这是个大问题,必须要作出回答。”他说,我们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的话语体系,用中国话说中国问题。     说到这里,李龙教授不禁批评当前有些学者在文章中“不说中国话”的不良风气:生搬硬套外国理论,再把本土事例塞进去,或者故意卖弄洋概念、洋术语,晦涩难懂。他直言道:“这是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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