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章里的祁阳记忆（三）

祁阳徽章记忆

中国第一辆汽车诞生于祁阳

有些徽章，相遇只是邂逅，重逢才是缘分。这不，刚刚结缘的这枚章便是邂逅于一年之前，当时初见便如遇故人，奈何主人一心收藏不愿割舍。于是求之于网上，旦夕搜寻，历久不见，心甚念之。昨日忽网上见一同款，品相虽远不如初见之章，但好歹也算不一个不错的品种，于是不讲价拼手速以入，终偿所愿，甚喜乃记。

这一枚抗战时期祁阳“新中公司”的工具牌，设计风格朴实，圆形的徽章，中间一个小圆，圆内一个“中”字，代表“新中公司”，周围环绕着“工具牌”三个汉字。上有一小圆孔作佩戴用，上挂是我后配的。

就是这一枚普普通通其貌不扬的徽章，它见证了祁阳近代工业短暂的繁荣，也见证了中国第一辆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国产汽车在祁阳的诞生。

对于中国第一辆汽车究竟花落谁家，众说纷芸。

人说慈禧的，但它只是第一辆在中国大地上跑起来的汽车。

有说1931年张学良的“民生”汽车，但这台车这辆车核心发动机、后轴、电气装置及轮胎等，都是进口的，这辆车只能说是中国“组装”，而不是中国“制造”。

《人教版·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第四课工业化的起步》也有记载：　“在旧中国，公路上跑的汽车没有一辆是我国自己制造的……1956年7月13日……一辆崭新达的深绿色解放牌汽车出现了……工人夹道欢呼，欢呼第一辆国产汽车诞生了。”
　　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1956年7月13日，一汽生产出的解放牌汽车只能说是新中国第一辆汽车！
　　中国第一辆完全国产化的汽车早在1942年，就在湘南山区祁阳。就是在“新中公司” 诞生了。

说起这一辆车，就不得不说起一个人，他就是支秉渊。

支秉渊号爱洲，族号达瀛，生于1897年2月18日，是浙江省嵊县富润乡支鉴路村人。他的父亲支宝楠，是前清的秀才，对爱子期望很高，为他取名秉渊就含有“秉承渊源，继往开来”的意思。支秉渊幼年时在家乡阳山书院上学，1915年进入上海南洋公学电机科学习，这对当时的支鉴路村是一件大喜事。不少乡亲到村口为他送别，这让年轻的支秉渊十分感动，立志要学有所成报效国家。他经过数年寒窗苦读，获得了电机工程学士学位。

战时我国的汽车都是由国外进口的，没有一辆汽车是中国自己生产的。就像工业史专家陈正卿所说：中国人想造汽车，从上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有人动脑筋了。1928年6月4日，在“皇姑屯”事件中，“东北王”张作霖被倭寇人炸死，其子张学良主政东北。两个月后，张学良招来工业巨头和汽车专家商量有关事宜。一年后，取名“民生”牌的第一辆国产组装汽车在沈阳迫击炮厂诞生，不久便被送往上海展览，成千上万的上海市民争相观看，引以为傲。人群中的支秉渊为这一群情振奋的场面深深地感染了，并有所触动，一方面觉得中国人自己造出了汽车了不起，另一方面觉得这辆车毕竟是采用进口的零部件组装的，而他则想造出一辆包括发动机在内全部自己制造的国产汽车。
　　想要制造一辆完全国产的汽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需要人、财、物等多方面因素的配合。而当时的情况是：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物质匮乏，人才短缺。但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能使他放弃制造出一辆完全国产化汽车的梦想。
　为了实现这一梦想，早在1925年支秉渊就开办了上海新中动力机厂，由于成就突出，这个厂很快就在中国机械工业界中脱颖而出。那时，在黄浦江畔的支秉渊夜以继日，殚精竭虑，花费了6年的心血，终于凝结成一种新汽车的雏形，这时已经是1937年的夏天了。就在这年的8月13日，著名的淞沪会战爆发了，战争无情地毁灭了支秉渊的劳动结晶，中国国产汽车的雏形被扼杀在了摇篮里。
　　当时新中公司所在的闸北区，是日军轰炸的重点地区，新中公司也难逃劫难，公司只好向西南后方转移。资料在战火中损毁了，支秉渊就凭借记忆重新绘制图纸，为近代中国人的“汽车梦”奋斗着但是没想到的是，支秉渊刚到湖南长沙，工厂还没有安顿好，倭寇军队就逼近了。他们只好拆下机器又上路了，这次搬迁的目的地是更远的位于湖南西南部山区的祁阳。

我特意去找了相关资料，在《祁阳志》记载：“1938年，支秉渊将新中由长沙迁至祁阳。……新中以一个拓荒者的姿态迁来此地。经四五年的惨淡经营，发展成为一个包括3个厂和6个卫星厂，从采煤、炼铁、轧钢、发电到制造机床、蒸汽机、煤气机、发电机、轧钢机乃至炭精、工具夹的联合企业，工人由200人增加到2000人，而且还从祁阳及外地招收、培训学徒200余人。此后胡厥文新民分厂移来，还先后招来资源委员会的湘江电厂与湖南省机械厂，使该县成为一个新的工业区。”一时间，使人口比战前翻了一番的祁阳，有了“小上海”的雅称。

　　黄土岭新建的新中公司制造分厂于1938年开工，当时该公司的主要工程师之一陆景云已经加入杜聿明的部队，支秉渊急于请陆景云回厂主持试制发动机。因战事紧张，杜聿明最初不准陆景云离职。后来经支秉渊亲赴湘潭向杜聿明面陈理由，杜聿明才批准陆景云回新中公司以支持支秉渊的爱国之举。
　　那时候，国内的汽车非常紧缺，支秉渊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没有一辆研发汽车的模型。因而由经济部官员出面，将杜聿明200师的一辆已报废不能运行的德国卡车赠送给支秉渊。其发动机为M.N.A牌狄塞尔高速柴油机，功率为65马力，额定转速为1800转/分钟。支秉渊决定仿制这种发动机，他在没有任何有关资料的情况下组织了测绘，克服了种种困难。陆景云回到新中以后，与支秉渊一道不顾敌机轰炸的严重威胁，决定建立汽车零部件批量生产线。
　　战时后方的冶金工业十分落后，钢材供应远不及上海方便，条件非常艰苦。支秉渊四处奔波，多方打听供应渠道，终于想到向铁道部门购买被倭寇飞机炸坏的机车的废件作为原材料。当时估计机车主动轴是好钢材制的，就用它来制造曲轴，用轮箍制连杆，用钢轨制一般钢件。没有较大的锻压设备和合用的磨床，制曲轴时先将车轴锻扁，然后在机床上切削成型，最后再精车和研磨。在自炼铸铁过程中，找不到进口的铁镍合金颗粒，就以镍币为添加料，与铸铁、废钢同在化铁炉内熔炼，炼成低镍合金铸铁。就这样新中顺利铸成气缸体、缸盖，用废飞机零件铸成了活塞。另外如油泵、喷嘴及飞轮锻坯，由支秉渊去香港购买。由于粤汉铁路运输已不正常，他就亲自押运，从香港用民船运到广西钦州、防城一带上岸，再用人力经数百里挑到南宁，再经公路长途运输到厂，长沙大火后，新中厂又迁到祁阳，其路线非常之曲折。
　　1942年夏天的一个月明之夜，注定要被载入中国汽车发展的史册。那天夜里，中国第一辆汽车诞生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亮了中国人制造的这辆新车。

　　就像上海工业史学家刘浩林所评价的那样：“支秉渊造的这辆车，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中国人自己造的第一辆车，因为这辆车的发动机是支秉渊自己造的，它的变速箱、传动器、转向机构，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是支秉渊自己造的，所以非常了不起。”因而当时重庆《大公报》撰文把支秉渊称为“中国福特”。

一个月以后，湘西南秋天的山区已透出阵阵凉意。支秉渊起了个大早，精神抖擞地驾驶新车上路，他要翻越贵州、四川的崇山峻岭，去参加正在后方重庆举办的工业展览会。为了参加这个展览会，路上还真是惊心动魄。

支秉渊驾车走的是山路，从山底到山顶要半天。爬坡的时候车子爬不动，如果滑下去就会掉进深谷里，这时候大家惊恐得大汗淋漓，司机死命地踩刹车，在关键时刻，车终于刹住了，大家有惊无险地逃过了一场劫难。最后，汽车稳稳停在重庆中央图书馆门口的广场上。

这场成功的驾驶，开创了国产引擎驱动汽车的历史，成为中国近代机械史上的一件大事。

后来，新中公司制造了自装煤气汽车\(共两辆\)，还为衡阳中国银行装了一辆。1943年支秉渊还曾自行设计并试制成功一辆国产载重汽车，曾行驶于湖南黎家坪至祁阳之间，可惜后因日军侵占祁阳而受破坏，现只保留下照片。

现在新中公司旧址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我曾在祁阳一中就读，经常流恋于宝塔街，却不曾听闻过片言只语。现在当时住在新中公司附近的知情人也难觅踪迹。唯有网上有知情人的零碎回忆，但也是十多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唯有手里这一枚徽章犹如历史留下的痕迹，还历历在目。收藏徽章触摸历史，意义也就在此吧！

星星

看到这帖子真是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