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章里的祁阳记忆（十四）轰轰烈烈的祁阳扫盲运动

祁阳徽章记忆

轰轰烈烈的祁阳扫盲运动

我有两枚章，都是和祁阳扫盲运动有关。

一枚是异型徽章，象蝴蝶形风筝，蝴蝶的身子是呈椭圆形旗帜，中间有一个金光闪闪的五角星，五角星上面有一个框，写着“高举红旗前进”，五角星周围是黄红相间的放射状光芒线。身子中间绕着一条灰白色的彩带，两边张开，就象蝴蝶的翅膀。飘带上写着“实现无盲县纪念”字样。飘带下面有58两个阿拉伯数字，意思是58年制作的。章的背面，有刻字“祁阳县人委会赠”。整个章造型生动，色彩搭配合理，包浆老旧。

另一枚是扫盲积极分子奖章。章不大，分为两部分，下半部分呈圆形，中间是一个大写的“奖”字，“奖”字上面是五角星，“奖”字下面是“祁阳、60、12”字样，意思是祁阳县60年12月颁发。章的上半部分呈长方形，里面有“扫盲积极分子”铭文。两部分有铜质的圆环组成的链子相接。

这两枚扫盲徽章，给新中国成立初期那场声势浩大、高潮迭起、亿万民众共同参与的扫盲运动留下了历史的烙印，已成为祁阳扫盲运动辉煌成果的历史见证。

扫盲，是“扫除文盲”的简称，是对文盲、半文盲进行的一种最为初步的基础教育。按照通常的说法，不识字或识字数不超过500字，是“文盲”。认识500字以上，但不超过1500字的，称“半文盲”。

据统计，1949年中国5.5亿人口中，文盲率达80%。群众文化程度不高，成了限制新中国快速发展的障碍。为此，建国伊始，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便着力抓扫盲工作。全国先后进过四次大的扫盲运动。

1949年12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下达了“关于开展冬学的指示”，祁阳为了响应党中央“不但要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还要在文化上翻身”的号召，祁阳部分农村试办了农民业余学校。12省人民政府下达《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祁阳县成立冬学工作委员会，全县农村普遍办起了冬学。1951年10月，集中培训扫盲干部，试办农民速成识字班，集中进行扫盲识字，扫盲工作有突飞猛进的开展。10月成立了祁阳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负责推行祁建华创造的“速成识字法”。1955－58年，农村扫盲夜校所数量大增，参加扫盲人数增多，到1960年，全县18个大公社，参参注音识字的农民达到326805人。占全县总人口的51%。参加业余小学学习的50604人，并出现了1840所常年不散的“铁民校”，城市居民扫盲，从1951年开始，到1960年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据统计，1950－60年十年间，全县脱盲人数达253050人，脱盲率在50%以上，农村扫盲，1961年因“劳逸结合”而停办，1962年恢复，直到文革开始才全部停办。扫盲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到60年，祁阳县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通过扫盲运动，许多人掌握了文化知识后，有的当上了村会计、营业员,还有的当上了村、区干部，改变他们的命运。

我记得小时候，父亲也给我讲当年 “扫盲夜校”的流年轶事。

“扫盲夜校”设在村里大队部里，大队部是大队集中开会和办事的地方，有五六间土砖房子，旁边还有一个土法的榨油坊，就象沈从文笔下所描绘的那样，古朴而老旧，油坊里有一棵硕大的樟树掏空树心做成的油榨，这也是我小时候留下美好回忆的地方，因为每当冬天队里榨油时，我都会从小学里偷溜到油坊里看大人们榨油，妇女们碾茶子，男人用一个木锤使劲锤树心里茶饼，金黄的茶油就从树心里流入到油桶里，带来一股好闻的特有油茶的清香。榨完油后，队里通常会炸一种糖油粑粑或者是红薯粑粑，这给我苦涩的童年有了一丝丝甜味。

父亲回忆说，每到夜幕降临，大家吃过晚饭，都三三两两地向大队部赶，为的是占个好的位子。大家都提着自制的防风灯或小马灯来上夜校，那点点灯火和天上的星星交相辉映，在空旷静谧的乡村组成一道美丽的风景。

教室里挤满了人，来得迟的就扒在室外的窗台上，一双双渴求识字的眼睛盯着挂在教室前的那一扇三尺宽六尺长的黑板。扫盲夜校里有抱着小孩的妇女，有拄着拐杖的奶奶，有捧着旱烟袋的爷爷，更多的是年轻男女。

扫盲夜校的老师就是小学的“教书先生”唐昌家，”是一个干巴瘦条的老头，，头发稀少，颇有“老学究”的样儿。先生教学很认真，对这帮从十几岁娃儿到五六十岁老头老太的“学生”，讲起课来慢条斯理且又风趣幽默。扫盲的主要任务是教农民认字，先生就常用一些字谜、顺口溜来教学，让大家易认、易记、易懂。农民们也常常一条腔地扯着嗓门跟着先生念：“一人一张口，口下一只手（拿）”；“三横一竖长，老虎当大‘王’（王）”……

我父亲是聪明的，学习能力强，如果能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绝对是学霸型的。 父亲参加“冬学”的学习，时断时续，也没能坚持多久，队里很多人学习后还是一字不识，父亲却能认很多字。他从没进过书房门，却能在老年时读三国，读水浒。有时还在书上写：“今天看到果当”的字样作书签。空闲时爸爸还能绘声绘色地讲给那些一字不识的老伙伴们听。

82年四哥考上人民大学，毕业后在广州暨南大学教书。开始有时父亲让我给哥写信。我上学离家后，父亲竟然开始学习写字，一年后，就能给哥写信，我回家后看到父亲的信，非常吃惊。虽然有很多错别字，也有很多本地的祁阳话，不会写的就用同音字代替，但还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看起来也能读明白。

扫盲运动也改变了父亲的教育观念，让他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那时农村很多小孩，小学没毕业回家务农，帮父母挣工分。我父亲却总跟队里人说：“你们养孩子不读书挣工分，我孩子读书就是为了看连环画的。”在那挣工分养家糊口的年代，我一家七口人全靠父母二人挣工分养家。父亲却从来没有中断我们兄弟几人读书的想法，我前面三个哥哥读书时成绩都很好，但由家庭成分的原因，我外公是一个小地主，他们都受到牵连，初中毕业都没能继续上学。恢复高考后，四哥正好赶上趟，82年以全县文科状元的身份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我后来也考上了大学，我队里我这一辈就我兄弟俩考上大学，而周姓那么多户也就出了一个中专生，这让父亲很自豪。

柏姓人家是外来户，是小户，爷爷帮他舅舅做长工，没有再回三房老家，在这里娶妻生子，安家落户。我父亲这一代三兄弟只剩下我父亲一人，受人排挤和欺侮，一直在队里说不上话。只能忍气吞声猥琐发育。直到我们这一代有兄弟十个长大成人，人丁逐渐兴旺，再加我兄弟两人上大学，父亲在队里说话的声音才开始响亮些。

后来，父亲老了，我们陪他聊天时，父亲总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些自豪感，他尽力让我几兄弟接受了教育，也有些遗憾前面三个哥哥没赶上好时代。

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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