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章里的祁阳记忆（二十一）民国时期的农村合作社

祁阳徽章记忆

民国时期的农村合作社

我一家三代是农村人，好不容易考大学跳出农门，到党校教书，上的第一个课题又是中央一号文件，从此教学和科研基本上都与三农有关，后来脱贫攻坚和现在的乡村振兴，我又都是亲身参与者，我有三个帮扶对象，几年下来基本上就是走访慰问，也没有什么大的帮助，与同事和学员讨论怎样解决三农问题，大家对农村合作社都非常看好。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全国农村合作社蓬勃发展，服务能力持续增强，合作内容不断丰富，已成为引领农民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在引领小农户发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建设现代农业、推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很多人对农村合作社发展历程并不了解，在人们头脑中农村合作社好像是一个新词汇，只有社会主义社会中才出现，我以前也这样认为的。但我近日收藏到一枚农民合作社相关的徽章改变我的看法。

这是一枚圆形的铜章，品相已经不怎么好，珐琅彩都掉光了，只剩下黑漆的包浆。正面中间有个四方形，里面有“合作”两个铭文，边沿有一圈繁体字“祁阳县第一届合作讲习会证章”，背面是只有一个数字“289”，这是徽章的序号。

刚入手这枚徽章时，我一头雾水，这“合作讲习会”是个什么东西，根本不知道，后来查了许多资料才大概弄清了所以然。

要想弄清“合作讲习会”，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组织华洋义赈会。华洋义赈会的全称为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该会之所以成立于1921年。

“五四运动”前后，盛行于西方的合作思想随着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其中，华洋义赈会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从点到面，由小到大，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开展信用合作和金融合作等活动，推动并组织了成千上万个农村合作社，为打破中国农村传统的宗法制度，建立新型的农民组织，促进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组织转型与近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华洋义赈会从1923年开始提倡农村合作事业时，最初选择简单而实用的信用合作为突破口，通过推动组建农民信用合作社，然后根据农民需要酌情发放贷款，在农村开展各项建设事业。“合作社社员们彻底明了合作的原理之后，不断的要倡办别种合作社”。华洋义赈会因势利导，大力宣传供给合作社、生产合作社、运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公用合作社、保险合作社等社的形式、办理程序及相关内容。在由华洋义赈会主办的一年一度的合作讲习会上，华洋义赈会专门聘请专家向学员讲授各种合作社的种类、效用、业务及组建程序等。1932年，河北省的深泽县试办棉花运销合作社。取得经验后，1934年又扩大到无极、晋县、束鹿、元氏、高邑、蠡县、赵县等产棉县。由于棉花实现了运销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受中间商人之层层盘剥，棉农的收入明显增加，从而刺激了农民种植棉花的积极性。不少信用合作社在实践中主动兼营供给，生产、运销、消费等合作事业，不断扩大合作社的经营范围。此举既扩大了合作事业的影响，又使合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

随着华洋义赈会倡导的农村合作事业逐渐推广，全国越来越多的省市农村合作社接受了华洋义赈会的指导和信贷。1933年，华洋义赈会举行第7届常年大会。前来参加大会的已有来自山东、河南、山西、湖北、湖南、甘肃、绥远、陕西等8个省和扬子江流域会务顾问委员会的代表，加上华洋义赈会总部的代表，共计23人。

1933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南京召开农村复兴委员会会议。会后，行政院政务处致函华洋义赈会，嘱其拟具《农村复兴委员会工作实施原则草案》。

为了推动合作事业在全国更大范围内展开，1935年3月13日至17日，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同实业部、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邀请华洋义赈会、各省政府、银行、学术团体等代表共50多人在南京举行全国合作事业讨论会。当年9月，国民政府实业部增设合作司。经实业部长吴鼎昌批准，决定商借时任华洋义赈会总干事的章元善担任合作司首任司长，作为全国最高合作行政长官，掌管全国的合作工作。

由于此时章元善身兼华洋义赈会总干事和实业部合作司司长两职，华洋义赈会所开展工作的很多方面与国民政府所推行的合作事业已融为一体。这一时期，华洋义赈会借助国民政府的力量，迅速将合作事业推向全国。根据1936年《中国经济年鉴》下册记载，全国的合作社数量已达14649个，拥有社员537497人。这一时期，华洋义赈会开展的各项事业进入全盘阶段。到KANG倭寇战争爆发前夕，全国除西康、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少数省份或因地处偏僻，或因被倭寇侵占，难以调查之外，绝大部分省市都建立了合作行政主管机关。1937年5月，华洋义赈会第八届年会在江西南昌举行。年会报告中公布了华洋义赈会此时在全国发展合作社的统计数字，即已承认合作社1015个，社员27489人，暂未承认的合作社2248个，社员39372人。这次年会还做出一项重要决定，即把总会的办公地点从北平移至上海。此举表明华洋义赈会决定将今后的工作重心由北方转移到南方。

华洋义赈会大力倡导合作事业之时，中国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由于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受过教育并了解一些管理学原理的人十分稀缺。为此，华洋义赈会决定举办合作讲习会，刊发《合作讯》等报刊杂志，出版大量浅显易懂的宣传合作思想，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设立合作巡回书库，无偿地将这些书刊赠给农村基层合作社，向农民进行宣传教育。通过这些措施，使防灾救灾知识和合作理论广为人知，并深入人心，从而推动合作事业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从1925年到1936年，华洋义赈会先后举办过12次合作讲习会，开会时间一般利用冬季农闲期间。会期短则5、6天，长则3个月。参加讲习会的学员少则100余人，多则6800余人。每期讲习会少则分1个组，多则分60多个组。前3期讲习会由华洋义赈会主办。随着合作理论的推广和北平、河北各地农村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华洋义赈会有限的工作人员难以满足需要，越来越多的基层合作社工作人员希望参加合作讲习会。由于参加讲习会学习可以提高合作社的管理水平，并可以交流经验，取长补短，所以各地合作社参加或举办合作讲习会的积极性日益高涨。从第4期开始，华洋义赈会仅负责规划和指导。为了加强各合作社之间的交流和增强感性认识，华洋义赈会要求参会学员赴会之前，将本社的账簿记录表册等整理后带到会上陈列，以供其它合作社的学员观摩品评，取长补短。1925年举办第1期讲习会时，学员来自15个县，全省仅有52个合作社；到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举办第12期讲习会时，学员已来自76个县，全省已有1006个合作社。

由于合作讲习会的连续举办，合作事业在河北农村不断发展，华洋义赈会的名气也越来越大。1933年3月24日，前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难先前来华洋义赈会参观，并考察了河北省深泽县的农村合作社。考察后他十分感慨地说：“吾国数千年团结之大力，即在宗族制度。现因经济关系，此制天然破产。民族精神，无怪益成散沙。救此，唯合作一途，须急用经济合作制度，以代替宗族制度。此事关系至大。”

随着合作讲习会的连续举办，合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合作事业不断扩大。尤其是举办合作讲习会这种方式方法以及积累的经验，对在华北乃至整个中国推动开展合作事业，有着重大的示范作用和辐射功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之，华洋义赈会倡办的合作讲习会为普及合作思想，指导并推动合作事业发展，促使农民从传统的保守状态向近代文明要求的状态转变，提高国民素质，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这枚章，也就是在这个形势下，祁阳本地举办首届合作讲习会的见证，虽然当时讲习会开始的时间、参与的人员、讲授的内容、后来又举办了几期讲习会，现在我们都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测在当时形势下，祁阳县政府对合作社有了一定的认识，对合作社的发展有了足够的重视，本地的合作社也一定有了较好的发展。

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尽管采取合作制度能改变一些地方的社会经济面貌，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当时的中国，最大的需要是用革命的办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华洋义赈会惨淡经营十几年，辛辛苦苦组建了数以千计的农村合作社，但在倭寇侵华战争爆发后，战火所到之处，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瞬息之间即荡然无存，即是明证。